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全球旅游业翘首期待“中国热潮”******

　　参考消息网1月11日报道多家外媒近来集中报道称，全球旅游业翘首期待“中国热潮”。据路透社1月9日报道，随着中国调整出入境政策，周一，北京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外面排起了长队，人们急于更新他们的护照。

　　67岁的退休人员杨建国（音）排在上百人的队伍里，等着更新护照。他计划前往美国，近三年来头一次去看望女儿。

　　跟妻子一起排队的杨先生说：“女儿去年结婚，但推迟了婚礼，因为我们没法去参加。现在能去了，我们非常高兴。”

　　德国《经济周刊》网站1月9日的报道也认为，全球旅游业即将迎来中国热潮。

　　报道称，对爱旅游的中国人来说，好日子终于又要开始了。随着中国全面开放，中国人已在制定2023年的假期计划。

　　“现在正是好时候。”一位家住北京的女士表示，她正计划全家尽快去泰国旅游：“女儿13岁了，疫情前我觉得她还太小，不能出远门。现在，她可以去看看世界了。”

　　全球旅游业正希望重回旧时光。2019年，中国出境游高达1.55亿人次，相关旅行支出约2550亿美元。但在疫情期间，这方面的支出大幅减少。

　　一家中国旅行社的员工说：“现在飞外国的航班还比较少，而且还要先申请签证。”他认为，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，将有数亿人先在国内旅游。

　　而随着航班数量逐渐增加，从第二季度开始，中国旅客出境游的数量很可能就会激增。这位业内人士预计10月可能出现真正的热潮，因为中国将在那时欢度十一黄金周。

　　德国是很多中国旅行团的必游之地。在汉堡和杜塞尔多夫，很多小商店曾额外雇用会说汉语的员工，这项语言技能或许马上又要成为优势了。

　　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网站1月8日的报道也指出，法国正准备迎接回归的中国游客。

　　报道称，从周日开始，中国人又能去外国旅游了。对法国旅游业的大部分从业者来说，这是一种宽慰，他们对消费高于平均水平的客户的回归寄予厚望。酒店、餐馆、翻译、导游、司机、旅行社等都在翘首以盼。

　　本世纪初，法国为接待中国游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。奢侈品牌雇用了精通普通话的销售人员，百货公司甚至开了为中国旅游团服务的店铺。但在过去近三年间，它们失去了中国游客。

　　“显然，我们在等他们，”法兰西大岛酒店行业协会主席弗兰克·德尔沃说，“中国客户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仍然宝贵。”

　　为了迎接这些受欢迎的游客，专业人士已进入“备战”状态。

　　德国媒体、越南媒体介绍了东南亚旅游业的情况。据报道，周一，泰国迎来中国放开后的首批赴泰游客。带着鲜花和礼物，泰国副总理率领几位部长亲自前往接机。此举反映了中国游客对于泰国这个旅游大国的重要意义。

　　周一的这个航班来自厦门。在机场大厅里，中国游客收到了花环和礼品袋，欢迎横幅上写着“中泰一家亲”以及“神奇泰国永远欢迎中国家人们”。

　　一名中国游客对美联社表示，自己“感觉很好，感受到泰国人民的好客之情”。

　　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在机场对媒体称，对泰国旅游业来说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游客人数持续增长是一个好兆头，这有助于增加收入、推动增长、扩大就业，并将带来其他机会。

　　而越南国家旅游局1月9日在东北部边境的广宁省芒街市召开会议，讨论吸引中国游客到越南旅游的措施。

　　中国恢复国际旅游活动已经对全球旅游业产生积极影响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拟定了从这个重要市场吸引游客的政策。

　　越南旅游协会主席武世平（音）强调，越南需要思考吸引中国游客的紧急方案，并发布管理相关活动的规定，以便给游客留下最好的印象并确保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越南旅行联支会主席高智勇（音）认为，有必要迅速恢复岘港、庆和、富国岛等旅游业发达地区的包机网络，并在可以直飞越南的国家加强推广活动；服务提供商需要准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；此外，在微博、抖音、微信等中国社交平台上的交流活动也应该加强。

　　1月9日，泰国官员在位于泰国首都的素万那普机场欢迎搭乘厦门航空MF833的中国旅客。该航班是中国出入境政策调整后首个中国赴泰国航班。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到现场迎接。（新华社发）